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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師都明白什么是“不對”。這個字距不對，這里的導航欄設計“有問題”，那個按鈕的比例“錯了”。有能力作出這種直覺式的判斷，是設計師的基本修養之一。不過如今理性至上的時代，很多人堅持要求解釋。沒有被描述過的事情就沒有發生，不能被講解的好就不是好。

　　對數據的迷戀就是最明顯的表象。數據當然有用，但感性(名詞，非形容詞。即英文Sensibility)同樣有它的位置。人們在今天喜歡強調前者，卻以往了后者的作用。

　　Sensibility這個概念在中國比較陌生。它在香港、臺灣和日本被譯為“感性”。1980年代的香港樂隊“浮世繪”(靈魂人物梁翹柏現任“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名作《愛花的少年》里有一句“花香散發了贊嘆青春的感性，追憶不懊悔”。在中國大陸，Sensibility尚無通行譯法。“感性”雖然不夠理想，但我很喜歡。它的不完美為它賦予了力度。

　　設計師佐藤可士和在今年初接受《GQ》日本版采訪時說：“日本人的感性的分辨率很高。”細膩的感性是設計師最寶貴的品質，而感性拒絕解釋。當你稱贊日本的和服或是“日本傳統色”網站時，你就感受到了這種感性。當你第一次透過iOS 7的FaceTime界面中的毛玻璃浮層看到自己模糊的影子時，會想起Jonathan Ive在蘋果的視頻中小心翼翼地努力將一個個單詞往外擠的樣子。那一刻你會感覺到Ive的意志是如何像EVA的駕駛員進入插入栓一樣被注入了iOS 7當中。

　　2009年，設計師Douglas Bowman因為不滿谷歌的工程師通過A/B比較的方法從四十一種藍色中挑選出最終版本而辭職。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寫：

　　是的，谷歌的某團隊無法決定兩種藍色該用哪種，于是他們就去測試介于兩種之間的四十一種不同的藍以便作出決定。最近我在公司里跟人就某條邊線的寬度應該是3、4，還是5像素爭論起來，對方還要求我為自己的選擇給出證明。我沒辦法在這樣的環境里做事。爭論如此細微的設計決定令我厭倦。世界上有很多更加有趣的設計問題需要解決。

　　需要解釋的設計是無力的。如果設計是數據，解釋就是后設數據(meta data)。在理想的世界里，后設數據只給機器看的。

　　Susan Sontag在她一九六四年的宏文《反對闡釋》中說：“藝術評論的目的是讓藝術作品——以及我們自身的經驗——變得更加真實(而不是更加不真實)。批評的功能應該是展示事物為什么會是這樣，甚至有時是展示事物‘的確是那個樣子’，而不是展示事物‘是什么意思’。我們不要藝術闡釋學，我們要藝術色情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