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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招標中的中國國家美術館建筑設計方案，進入最后一輪，4位世界頂級設計師：弗蘭克·蓋里、扎哈·哈迪德、讓·努維爾、莫瑟·薩夫迪，名列前茅，本土設計師均未能勝出。近年來，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城市地標性大型公共建筑中，近8成是洋設計師設計的。為什么很少見到中國設計師的作品呢？是才華被遮蔽，還是確有差距？

19個地標建筑，15個出自洋設計師

　　外國設計師在中國的“大作品”究竟有多少？記者從各地媒體評選、百姓口碑等幾個角度考量，發現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城市2006年以來建成投入使用的地標性建筑，多數為大型公共建筑，也就是劇場、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展覽館、體育館或大型交通場站，總共19座，其中15座的主設計師為洋設計師(見附表)。

　　這些一流洋設計師在中國設計的作品是不是真的很優秀？國內建筑界是有不同意見的。

　　持肯定態度的人認為，一流洋設計師的設計水平沒問題，他們拿到項目憑的是實力。

　　曾出版《中國現代劇場的演進》一書的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盧向東，曾是國家大劇院幾輪競標的親歷者，也是安德魯方案最終實施過程的親歷者。他說：“在當時，國內設計師整體的設計水準跟西方一流設計師之間的差異，是不能否認的。”

　　曾在英國諾曼·福斯特建筑事務所任職多年，如今是齊欣建筑設計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建筑師齊欣，曾以外國設計師身份和中國設計師身份參加過眾多項目的競標，也為一些項目當過評審。他認為，客觀上講，如今的中國業主已不那么盲目崇洋媚外。真正能中標的設計師，都是有相當水準的。據傳，中國國家美術館的建筑設計招標，落選方案中也不乏其他普利茲克獎獲獎者的作品，可見，這里不存在偏見。

　　不過，持否定態度的人認為，一流洋設計師的設計水平雖然沒有問題，但他們缺乏誠意，作品個性十足，為當地文化考慮不夠多。

　　就拿廣州地標性建筑廣州歌劇院來說。設計者是“建筑界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的獲獎者扎哈·哈迪德，這位設計師也是如今闖入中國國家美術館最后一輪競賽的建筑師之一。她設計的廣州歌劇院“圓潤雙礫”，從外形看很像散落在江邊的兩塊石頭。雖然很美，與周邊小環境也較融洽，但有人認為，扎哈的“石頭”放在廣州可以，放在東京、紐約也可以。

　　另一位普利茲克獎獲獎者、日本著名設計師安藤忠雄也不能令國人滿意。7月，微博上有消息稱，他將在吳江濱湖新城創造“最太湖”作品。消息一出，建筑評論家、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李翔寧就在微博中回應：“又一座城市要被蹂躪。”

　　“具有中國特色”、“具有地方特色”，這是很多國內大型公建設計任務書中都會列出的要求。然而，中國特色沒有明確的實體標準可以參照。盧向東認為，“傳統中式建筑體系在材料、空間技術、功能類型劃分上都無法滿足當代社會對建筑的需求，建筑設計師們要想傳承‘中國風’就得靠提煉傳統建筑哲學中的精髓。”

　　但是，描述這些所謂精髓的語言，如今的洋設計師們也都輕車熟路。評標會上做闡述時，洋設計師們也會給作品罩上“天圓地方”、“天人合一”、“融于自然”等一套說辭。“甚至有洋設計師會在評標會上背誦毛主席詩詞，來彰顯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理解。其實作品表達的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一位建筑師說。
　　
　　既然洋設計師的作品不能令人完全滿意，為什么勝出的又總是他們呢？

“設計師缺少文化上的獨立判斷力”

　　按照有關規定，洋設計師的方案必須與一家中國建筑設計機構捆綁在一起才能實施，這給了國內設計師不少對比、學習的機會。

　　廣州歌劇院中方設計團隊負責人、珠江外資建筑設計院總建筑師黃捷在與扎哈團隊的合作中發現，“從創意上看，她們的創作思想很值得學習。她們對項目有一個更高的想法，用這個中心思想來構思項目。”盧向東理解，這種更高的想法，就是在面對矛盾時，能整合提煉出一個答案。“高明的建筑師用空間和建筑藝術來提供他的答案。好的創意，有一個總領的想法。這正是我們缺少的。”

　　“中國設計師缺乏文化上的獨立判斷力，因為我們一直覺得建筑是一個技術活。”曾跟隨扎哈學習，如今成為“中國設計師中標海外標志性建筑第一人”的北京MAD建筑事務所合伙人馬巖松認為，設計師要像大藝術家一樣，思考這個城市應該是什么樣的，一個建筑，它在城市中應該是一個什么姿態，比如說博物館是開放的、平易的，還是讓人崇拜和瞻仰的等等。

　　“你用什么設計軟件？”一位西班牙設計師在上海為某著名建筑設計集團的同行作報告后，一位中國設計師這樣問他。這個問題讓西班牙設計師感到很茫然，他回答：“我不知道我用的是什么設計軟件，我就是用手和腦。” 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世博會主題演繹顧問鄭時齡說，現在，技術越來越發達，很多年輕設計師只關注技術，忘記了要用腦子去思考，常常做得很花哨，追求形式美，卻沒有從更高的層面解決問題。

　　曾與外方合作首都國際機場T3航站樓的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執行總建筑師邵韋平認為：“以往建筑設計注重專業技術需求，但現在建筑設計更關注精神需求，建筑設計已經從純技術向文化創意轉變了，這方面我們關注的不夠。”

“忽視細節，缺乏總導演”

　　其實，即便是技術，馬巖松認為，“我們做的也不夠好。”

　　現居愛爾蘭的華人設計師彭士佛，曾設計吉薩大埃及博物館和倫敦2012奧林匹克公園內的Carpenter’s Lock步行橋(連接多個場館和景觀)，他到北京參觀國家大劇院、鳥巢等大型公建時，會特地去廁所、走廊拐角等小地方看看。“細節最能體現出設計的水平。”他說。

　　可細節恰恰是本土設計師容易忽略的地方。“建筑的每個細節都需要當成一個美學元素，細節應該成為一個基本標準，每年我們建成的建筑很多，細節上合格的太少。”邵韋平說，現在國內的普遍做法是用裝修來包裹建筑的內部空間。比如很多建筑的衛生間、大堂、電梯轎廂、走廊，乃至燈光、標識等都不能做到精確控制，而是請裝修隊隨便弄一弄。“這是不對的。這些地方都應該一次性設計完成。應該用建筑本身的構建來營造美感。”

　　就以T3航站樓為例，邵韋平稱贊它是細部控制的典范，也是高標準建筑設計的典范，為業界樹立了新的標桿。

　　“T3航站樓充滿細節，沒有失控的地方。所有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有設計。”邵韋平介紹，比如航站樓內所有線條都是南北向的，方向感很強，天花板顏色的變化幫助區分各個功能區等。后來，北京南站等全國各大交通樞紐都在模仿它。
　　
　　邵韋平還提出，所有建筑設計的最終目標是質量。但國內目前流行的是設計、結構、機電等分頭設計，設計師們各管一段兒，分開看，各個方面都合格，但整體效果不理想，缺乏“總導演”。

差距在縮小，本土設計師需要機會

寧波博物館 “新鄉土主義”

　　雖然存在一些差距，但不能否認，近年來，中國本土設計師成長迅速，有些人已在國際舞臺嶄露頭角。

　　今年5月，49歲的中國美術學院建筑藝術學院院長王澍獲得了普利茲克獎，成為獲得該獎的第一位中國人。此前，他在國內已很有名氣，他設計的寧波博物館和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占據同濟大學建筑學院四年級學生“心目中最好的五個中國建筑”中的兩個席位。他被業界認為是非常有獨立文化判斷力和責任感的民族設計師。

　　據寧波博物館副館長，曾負責該館籌建工作的錢路介紹，2005年寧波博物館招標時，曾設計首都博物館的法國AREP公司和曾參與國家博物館設計的德國GIP公司都來參加競標，最終，王澍憑借其“新鄉土主義”的想法，被專家評審團評選為第一名。

　　“招標開始前，我們為參賽的各國設計師安排了寧波歷史文化的考察。但有的外國設計師把博物館設計成廠房的樣子，我們覺得這樣不能體現本地文化。”

　　不過，在當時的市民投票排行中，排第一名的不是王澍的作品。

　　在他的方案里，最具寧波地域特色的瓦爿墻被用作博物館外墻。而且，墻上用的老磚瓦都是寧波舊城改造中拆下來的廢棄物，這些磚瓦從漢代到清代中晚期都有，用在博物館的墻面上，更能體現出這是個收藏歷史記憶的地方。錢路覺得，建筑內部也充滿美感。王澍拿竹子做模板，用水泥澆筑墻面，等到把竹子拿掉，竹竿自然的弧度就留在了墻面上。“自然的肌理非常美。”錢路說，“每天工作在這里，還能感受到很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舒服”。

　　據錢路介紹，王澍的瓦爿墻想法早就存在于他的頭腦中和圖紙上，直到寧波博物館采納他的方案，才有了實施的機會。可見，只要有好的想法，有了機會，本土設計師也能拿出好作品。

　　更多的機會意味著更多更快的成長。

　　就拿武漢琴臺大劇院的設計者、廣州珠江外資建筑設計院院長黃捷來說，他設計的琴臺大劇院，是新世紀第一個由本土設計師設計、建造的現代化劇院。2003年，他憑借對本土文化的深入理解，在國際招標中拿下了這個項目，那時他還是第一次設計劇院。到了廣州歌劇院招標時，黃捷雖然未能中標，但他憑借在琴臺大劇院積累的豐富經驗贏得了與扎哈合作的機會。“我把為設計建造琴臺劇院畫的圖紙攤了滿滿一桌子，十幾盒子，她們當時就決定合作了。扎哈設計的劇院也是第一次落地，很多方面都沒經驗，當然愿意找有經驗的人合作。”廣州歌劇院之后，黃捷中標長春凈月潭保利劇院的建筑設計，如今又殺入了北京天橋藝術中心建筑方案競賽的最后一輪。

培養高端設計人才應是國家戰略

　　建筑是一門綜合藝術，本土建筑設計師的崛起，也不能僅僅靠個人努力。

　　齊欣在諾曼·福斯特建筑事務所工作多年后回到國內，曾擔任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老師。由于學生們都知道福斯特的大名，便有學生問齊欣：“您會不會把我們都帶得像福斯特一樣？”齊欣回答：“別說我帶不出來，就是福斯特來，他也帶不出來。”他的意思是，建筑設計師的培養，靠的是深厚文化的蘊育，創意思維的開發，這不是一兩個老師能夠給予的，需要國民素質的進一步提高，整個社會對建筑文化的認知等等。

　　“一個大師級團隊，應該包括搞哲學的、藝術的、歷史的，還得有領導者。當然，高品質團隊的設計費也不是一般甲方能負擔的。國家應該把培養高端設計人才作為一個戰略。”說這話的，是近年來崛起的一家本土建筑事務所都市實踐建筑設計咨詢公司合伙人的王輝。這個公司曾設計了唐山博物館、唐山城市展覽館、深圳大芬美術館、深圳華·美術館等多個公共建筑項目。王輝覺得：“在中國各地建設最活躍的年代里，如果我們錯失機會，沒能培養出具備國際水準的本土建筑師，那就是辜負了本土設計工業。”

　　對于培養人才，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崔愷深有體會，“其實，世界各國能走到國際市場的建筑設計師也只占總體的5%。應該立足本土，改善環境，而不是去拿金牌。”

　　現在，有些業內人士已經行動起來，馬巖松的MAD事務所舉辦比賽為獲勝者提供出國游歷的機會。也有不少人從年輕學子身上看到了希望。“現在的學生，你給他講一個優秀建筑，他首先問，老師你去過沒有？如果你沒去過，他們就會離開教室，自己回去看書。”清華大學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總建筑師崔光海，同時也是擔任清華大學公共文化建筑課程的老師。他發現，隨著我國國力增強，人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年輕學生有更多機會四處游歷，他們對文化的思考也更加獨立自主，這些都讓他感到：“現在這一代，很有希望。”

記者手記
如何滿足大眾 對建筑的審美需求？

　　近年來，各地大型公共建筑給予很多普通民眾的感覺，無論它們出自本土還是外國設計師，都具有相似的審美特征，也就是偏西化、偏超現實的審美趣味。這樣的審美趣味，與中國本土的審美趣味和審美期待是有差距的。這或許就是一座新的建筑落成后往往受到許多普通民眾譏諷的內在原因。

　　很多建筑設計師都承認，無論中外，真正吻合當地歷史文化和城市發展，又極具美感的建筑并不多。民族風格不是一個標簽，找一些民族元素貼在建筑外表是不可以的。能設計出從內到外都很中國，又高于一般期待的當代建筑，需要大智慧。沒有這種大智慧，退而求其次，便是追求自己的個性，把個性融入自己在世界各地的作品中去，就成了很多建筑設計師的選擇。

　　建筑的美，需要設計者和觀賞者共同接受才行。也有很多設計師抱怨，在國內，賣得最好的永遠是新材料、新概念，財富新貴們以此彰顯自己的財富和品位，這就迫使很多本來很有文化追求的設計師不得不就范。而理想的創作環境，恐怕還需要很多時日才能培養出來。

　　把民族建筑文化與世界趨勢比較好地結合起來，需要建筑設計師從文化傳承中吸收外來文化的優點，完成現代民族風格轉變的。這的確值得我們思考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