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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設計史論家王受之，也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南都·大道意境 

　　說到地標性建筑，你能想到什么？天安門、鳥巢、廣州塔、國際金融中心……究竟何為地標？中國的地標性建筑經歷了哪幾波風潮？地標建筑應如何傳承城市的文脈？3月29日下午，著名設計史論家、美國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教授王受之做客“時代國際單位·南都藝術沙龍”，講述中國地標性建筑的發展和癥結。

    　民國的大城市最有“民族相”

    　“建筑(architecture)在國外，在中國只有房子(building)。”一開場，王受之就套用美國后現代主義設計師查爾斯·詹克斯的話，來形容中國的地標性建筑。在他看來，中國的地標建筑多以配置豪華、體型巨大聞名，但卻往往因浪費資源、破壞天際線而引起民間的憤怒，如今已到了非講不可的地步了。

   　 王受之說，古代的地標性建筑基本與宗教有關，而如今卻大多依靠政治權力和財富權力，“廣州在芳村搞了一個‘大銅錢’，那個‘大銅錢’我看了特別痛苦，黃顏色的，非常恐怖，那就是廣州臉上的一道疤。”

    　中國修建地標性建筑的第一波是在民國時期，王受之說，彼時，南京國民政府在公共建筑的設計上，極力倡導“中國固有之形式”，其實就是民族形式加現代化結構，廣州的中山紀念堂、市政府等都是那一時期的杰作，“從越秀山、中山紀念碑走下來，一直到海珠橋、海珠廣場，在這條城市中軸線上，做了不少地標性建筑，民國時期的廣州城市布局是最漂亮的。”在他看來，民國年間的中國大城市也是最有“民族相”的，“廣州就是廣州，上海就是上海，不像現在，從縣城到首都都一個樣，有了霧霾大家都看不見。”

   　 地標建筑不應破壞城市“文脈”

    　“地標性建筑應該以不破壞城市的文脈為前提，這個城市是它的一個母體，母體里面長出新的東西，應該放在新的地方。”王受之認為，不能把一座建筑和它所在的城市隔斷，建筑不是展品，它是城市的組成部分，“我們恰恰就做了很多跟這個城市沒有關系的建筑，反而把跟城市有關系的東西都拆了。”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廣州人，王受之回憶，曾經的人民南路到西堤一線，是廣州的繁華之路。小時候常到新亞酒店吃西餐，足足可以跟香港的灣仔相比，“后來來了一任市長，要搞一個高架橋，人民南路就完了。”城市建設跟政績掛鉤，是中國地標建筑井噴的原因之一。

    　“中山紀念堂、光孝寺、上下九，一想到這些，就知道這里是廣州。但你再想想另外一個廣州，太古匯？珠江新城？珠江新城是一個什么城？路很大，晚上沒人走，還是吃東西特難找？”在他看來，20世紀90年代，石油國家大肆搞地標建筑的“土豪風”很快就刮到了中國。這股風對于城市文脈的切割“太嚴重”了，政府依靠行政權力，用納稅人的錢做了很多沒有意義的建筑。這些建筑和老廣州的聯系缺少一點東西，“缺的是依靠城市慢慢發展起來所積累的文脈。”

    　說法 保育老建筑  應靠嚴格立法

    　對于近期廣州城中熱議的騎樓保護問題，王受之建議，應該依靠嚴格的政府立法，而不是單靠行政的手段，有很多建筑夠不上國家一級文物、二級文物的保護，但它本身有價值，這時候就應依靠立法來明確。在城市建設規劃的時候，除了需要建筑方面的專家，研究文史的學者也必不可少。